黑河舆论之势,蕴含媒体理念之变

原创2018-02-05 宋志标 旧闻评论


黑河那个案子,如果你要是问别人,“当事人的名字是不是叫汤兰兰?”估计有大比例说“是”。但实际上不是,汤兰兰只是澎湃报道时对她使用的化名,其所在地的村庄也用了化名隐掉。但随着蜂拥而上的审判媒体,太多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堪忧,不合格。


即使他们将“汤兰兰”误以为是当事人真名,即使你指出这个错误,也没用,因为他们还会说,媒体侵犯了当事人隐私权。而这又是一个阅读理解上的错误答题,户籍信息上除了使用五大连池的身份证代码、1994这个已知事实,并没有什么“隐私”。


这个已经有专门的说明,想必也是起到了一点作用。至少昨天至今,盯着所谓“暴露受害人隐私”来攻击媒体的势头变弱了。说澎湃“侵犯隐私”,转而将焦点转到媒体的法律意识与记者操守上,是一个很常规的舆情作业,而且这次也还是继续管用。


昨天下午开始媒体业者直接怼隐私权指控,同时指出五大连池政法委的声明才是泄露当事人隐私:不仅直接点明了当事人家乡的村名,还直接点出当事人姓名中的两个字。如果真要继续“侵犯隐私”这个打法,势必要将政法委声明卷进去,这是不利的。


但是,即使澄清了名字的来历,指出真正泄露隐私的方面,并且用石锤否定“媒体侵犯了受害人隐私信息”这个议程设置,仍无法让“群众”从喧哗中冷静下来。他们转头会说,即使没侵犯隐私,你寻找她就是不对——侵犯隐私说之后,是方向误导说,层出不穷。


当然,很多人至今还会认为,这件事是记者在“人肉”当事人,无视汤女母亲按照户口线索一路找下来、并未遂愿的事实。退一步说,即使澄清上述各方面信息,即使那个人听得进去,他们仍会说“标题总是不专业”——嗯,谈人名、谈隐私,谈标题,谈方向,车轱辘话无休止。


在这一次事件中,舆论中体现出一种要求审查媒体、惩办记者的强烈情绪。而且它的烈度是可以测量的:“隐匿受害人”的情感诉求有多强烈,厌憎媒体的情绪就有多高。这只是针对媒体的显性部分,但有一块值得讨论的部分是暗藏在这情绪中的,恐怕可以挑明了说。


那就是,在几乎是歇斯底里要求保护涉性犯罪受害人的情绪背后,流露出当事女性应该为此事感到羞耻的价值取向——他们将媒体并不存在的隐私信息,演绎为对当事人的”二次伤害“——他们要求的是当事人永远消失,永远在暗处,这种耻感竟然以正义面貌出现。


换言之,他们预设了一道耻辱的伤口,受害人必须沉浸其中,必须藏在无人知晓的状态下舔舐伤口,这样才符合他们对涉性受害人的形象设定。他们看似在保护受害人,可实际上是以”我们不揭露伤疤“”让我们藏起你的羞耻“等方式,来对涉性受害者施加单方面的武断保护。


而我们知道,在一种将涉性犯罪的受害女性视作耻辱的文化环境中,这样的受害人将始终生活在阴影下。说的不客气点,这些高举涉性受害者隐私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在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捉奸浸猪笼的那帮人,因为两下享有共同的耻感观念。


另外,”未成年人“这个定语,以及未成年人的法律角色、社会待之的视野,在这些主张绝对隐私的人那里,并不会一视同仁。他们既不顾事实地指控媒体”侵害隐私“,又可以要去严惩校园霸凌的女施害者。所以,”未成年“与”女性“只是这些人不稳定的情绪形容词,不代表恒定的法律思维。


”#ME TOO“是黑河一案爆发前流传在社媒上的一阵风,它的主要诉求就是鼓励你女性受害者从性骚扰等事件中站出来,勇敢发生以指控真正的罪行。但是在这件事上,中华”METOO“支持者表现怎样?挺让人失望的,果然是中华田园METOO,不说也罢。


理想状态下,女性主义本应该站出来,揭示出以保护之名横行的耻感文化,进行观念交锋,让人知晓这种耻感文化恰恰是强奸受害者得不到心理治疗的社会短板,但是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以理念、以行动为荣的女性权益倡导者,在他们最擅长的议题责任上保持了难堪的沉默。


很简单,无非是见风使舵,屈从于舆论压力,甚或媚众表达,所以对显著的观念误区忽略不见。在常做女性保护的@李思磐 微博下,她强调”一个真实受害人“的主张,这让她除受到媒体同业的责备,更遭到女性主义拥趸的批评。女性倡导与行动的左支右拙只会加重矮化。


这也不是要专门跟哪个群体过不去,或者说是”听不进批评的媒体“”不让质疑的记者“等等。5号一整天,新京报我们视频之后,有迹象表明黑河一案进入了新的阶段:机构媒体严格不做”超纲“报道的同时,舆论开始猜猜猜,拼凑真相,描摹他们可以接受的真相。


形势为之一变。前几天,澎湃报道,然后受到呛声”审判有问题找公检法,别找受害人“;接下来,新京报我们视频做了弥足珍贵的递进,采访法官、警方、当事人诸方面,钩沉六年之久的疑点,对事实增量贡献巨大,可又被痛斥”请贵社澄清五大疑点“。


这是叫人啼笑皆非的魔幻事情。如果对媒体报道的司法疑点再提出质疑,难道最适格的质疑对象不该是公检法部门吗,何以要与报社打擂台。这不是挑着猪头摸错了庙门吗?但这种错乱的挑战也收到喝彩,美其名曰技术流云云,道德卫士迅速成了科学教教徒。


一段连当事人都承认的录音,几个自诩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所谓工程男自带设备,验定为假,所谓证伪洋洋洒洒,充满了公式与推演,煞有介事地认定”可信度只剩下0.1%“。而后,同声相和、循环强化正确性,这可能是音频分析技术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这个只是新京报呈现更多事实之后,在舆论领域中抖落的一支特别花絮,仅供调节气氛。它说明一个道理,理科生生活在中国是幸运的,以为只要搬出技术流,就能震慑一大片。只是,除了找错质疑对象,还需要在案头工作上下点功夫,要文科生一点。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审判有问题找公检法“,可当新京报真的找到问题后,隐私至上派却又怼报社,怎么不像之前设定的那样、去找公检法了?可见,这种引导手法还是老套路,将问题引到媒体和记者本身,尽管花里胡哨、比如用技术分析,可效果上仍会失焦。


上面说到,机构媒体相当克制,绝对不去做“超纲”表达,主要表现就是:拒绝定性,在“是不是冤案”上不多说一个字。但是在5日的舆情中,已经有舆论中人开始大胆推测“真相”——他们利用机构媒体提供的事实,拼凑黑河案的前因后果,开始了“真相创作”。


在现有事实材料下,断定它的真相是困难的。从经验出发,个人以为这件事不会有真相,会继续“有事实无真相”的普遍特征。但不妨碍其他人的大胆,这些人用推理搅拌事实,无非是冤案比例划分,是四六开?五五开?舆论从讨伐媒体进入群艺创造时间。


包括萨特在内的许多人都讲过:小知识分子警惕强权,大知识分子警惕民众。相应地,我们的调查报道,过去是要警惕强权,可现在要警惕的是民众。“群众”与“民众”本是不同政治意味的群体,可现在再作区分已失去意义,都一样,没什么不同。


在这个改变了的、且必定持续的前提下,媒体调查可能要重新评估报道原则、写作手法、传播节奏等,也就是说,过去那种建立在民智既开前提下的新闻报道体系需要思量修正,比如因连续报道被打断造成的问题、报道窗口期问题、读者用户的审核意愿等等。


相应地,除了操作手法,那些建立在群体基础上的宏观媒体理念,是不是适合当下,需不需要相机深化认识,也都提上了日程。那种本以为一成不变的媒体思想,尤其是媒体与民众的关系部分,涉及到的惯常设定要不要重新衡量,都是值得思考的议题。



2018.2.5


题图当代水墨,作者新浪微博:@秃头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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